“超級大村”孕育“小城市”

浙江為何把東陽花園村列為小城市試點

去年10月底，浙江省政府公布第四批小城市培育試點名單，前三批的“小城市試點”全是經濟強鎮，這一次的名單中卻破天荒地出現了一個行政村——東陽市南馬鎮花園村。

憑什么是花園村要成為“小城市”？記者去瞧，村內主干道是雙向四車道，村口幾個大字“中國農村第一城”，道路兩側有高層住宅、別墅和商業樓宇，還有電影院和徐徐轉動的摩天輪；村里有國際化學校，是浙江師范大學附屬東陽花園外國語學校，有城區的孩子特意轉學來讀書；在總體規劃中，全村被劃分為村民平安居住區、高效生態農業區、第三產業服務區、高科技工業園區；村里還有按國際五星級酒店標準建設的花園雷迪森大世界，高99米，號稱“浙江農村第一高樓”……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個強村都是小城市的樣子。村民普遍很自豪，村莊綜合實力已超過一般中心鎮，如今被納入“小城市試點”后，花園村還叫“村”嗎？他們有點不甘心，可若改“村”為“市”，又不符合法律規定。也許，叫什么名字倒是其次，這座“花園小城市”想要率先探索出一條新路。

窮人婚禮中走出“強人”

花園村距東陽城區16公里，村域面積1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過6.5萬，其中5萬以上為外來人口。2020年，全村實現營業收入610億元，村民人均年收入達14.2萬元。這里有全球最大維生素D3生產企業——花園生物公司，還有全球最大紅木家具專業市場——花園紅木家具城，而花園集團則是中國民營企業500強。

有意思的是，花園集團并不是花園村的村辦企業，而是一家民營企業。該企業的董事長兼總裁邵欽祥也是花園村現任黨委書記兼村委會主任。顯然，這又是一位“強人”，記者心想，但這又是一個類似華西村吳仁寶的“強人故事”嗎？未必，記者更關心的是，一位企業主，為何要將花園村一步步“造城”？他圖什么？又困惑什么？

記者對邵欽祥的采訪，安排在花園大廈的花園集團總裁辦公室里。花園大廈建于2008年，曾是花園村的地標。馬路正對面是花園村村民委員會的辦公樓。邵欽祥1954年出生，個子不算高，微微有些發福，灰白頭發，理成利落的板寸，操著東陽口音普通話，中氣十足。打開話匣子，這個富人偏要從“窮”聊起。

花園村名字很美，但不過是浙中山區重重丘陵間的一片小山頭，缺水少地，灌溉成問題，以前日常飲水都要去鄰村挑。在東陽，花園村一度窮得遠近聞名，鄰村有好事者編了民謠揶揄：村名花園不長花，草棚泥房窮人家。種田交租難糊口，擔鹽捉魚度生涯。

講起“窮”，邵欽祥的嗓門不自覺地提高了幾分：“當年花園村沒有機耕路，鎮干部騎自行車進村，第一天就摔斷了腿。好不容易村里買了臺拖拉機，還是一幫人用肩膀扛進來的。因為路不好走，放流動電影的電影隊也不愿意來。就算來了，村子里也找不到一塊像樣的場地。”那是1976年的事，那一年，邵欽祥成為花園村生產隊大隊長。他向記者報出了一組精確的數字：1978年，花園村每年人均口糧200公斤，人均收入87元，生產隊分紅每人每天2角錢。

1978年，邵欽祥結婚。這場婚禮，某種意義上成了邵欽祥后來“造城夢”的原點。結婚是大事，窮如花園村，邵欽祥總還是希望婚禮能辦得體面些，他對“體面”的定義，就是婚禮能用上電燈。當時，隔壁只有40余戶人家的馬府村已經置辦了柴油發電機，而80多戶人家的花園村還在點煤油燈。邵欽祥只好跑到馬府村借電，對方同意幫忙，為邵欽祥拉一路電線，但是電線要自己解決。

婚禮當晚，借來的電照亮了婚禮廳堂，為邵欽祥掙足了面子。誰料酒席熱鬧之時，突然黑了燈——原來，馬府村的兩個小青年聽說花園村有人借電辦婚禮，認為是窮人擺闊，于是惡作劇拔掉了保險盒。婚禮陷入了混亂，黑暗中邵欽祥五味雜陳，一種混雜著惱怒與羞恥的復雜情緒涌上心頭。

今時今日，提起那場婚禮，邵欽祥依舊有些意難平：“人窮被人欺，村窮才受氣。那時我就在想，有朝一日，我當上村干部，一定要讓花園村富起來。”

1981年5月，他找到二哥邵欽培、村里的老書記邵福星，3人各出資500元，在村里辦起了蠟燭作坊。當時浙江農村經常停電，家家戶戶常備蠟燭，所以不愁銷路，年底3人分紅，每人500元。邵欽祥的野心不止于此。當年10月，他又在村里開出了花園服裝廠。在時代機遇和營商天賦的加持下，花園服裝廠的生意有聲有色，4年獲利突破50萬元。1991年，有了積累的邵欽祥聯合花園村46家小企業，成立了金華市首家村級工業公司——花園工業公司；1993年，又組建了浙江花園工貿集團公司，并于1995年被確認為首批國家級鄉鎮企業集團。然而，由于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產品，產值徘徊不前。

轉機出現在1996年。機緣巧合下，邵欽祥得知，中科院感光所自上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從事維生素D3的研究，至上世紀90年代研究出一條從膽固醇合成維生素D3的新工藝路線，但是大規模生產仍需投入大量資金進行中試研發。邵欽祥拿下項目，1998年4月，維生素D3中試成功；2000年，他斥資2000萬元一次性買斷維生素D3生產技術。

2003年開始，花園村生產的維生素D3系列產品大舉進入國際市場，花園集團迅速發展壯大。2020年，花園集團實現營業收入320億元，實現利稅總額13億元，旗下營業收入超億元企業12家，其中有3家企業營業收入超過60億元，最高的超過105億元。

以業興村以村興業

時至今日，村企是分開的，花園集團與花園村相互獨立。但曾經發愿要改變家鄉的邵欽祥沒有食言，創業之初，就開始把錢投到花園村。

“千百年來，中國的農民就始終向往城市的生活。既然如此，我們就要想辦法把農村變成城市。”邵欽祥認為，“由村變城”的關鍵，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

回憶起那幾年在村里做的事，邵欽祥如數家珍，對數字的記憶尤其精準：1982年，他在村里建設了三級電灌站，一條1700米長的渠道將附近溪水引入花園村，解決農田灌溉問題；1983年，他出資2萬余元，在花園村建設了幼兒園，并鋪設了通往鎮里的機耕路，寬度4米；1984年，他拿出1.5萬元在村里打井，深度80米，家家戶戶通了自來水；1985年年前，出資2.4萬元安裝了發電機組……1985年，花園村影劇院開始建設，并于次年建成。電影隊不愿進村的惱人往事終于得以了結。那一年，邵欽祥當選花園村黨支部書記。

2004年，花園村人均收入達3.6萬元，已是當地聞名的富村，成為浙江省全面小康示范村，當年10月，周邊的南山、西田、方店等9個行政村并入花園村，加上外來人員，花園村已成了萬人規模的大村，邵欽祥自認“造城夢”是時候更進一步了。

花園村有自己的自來水廠，這在村一級的行政單位并不常見。雖然花園村有自來水，但水來自深井，供應有限，邵欽祥決定建自來水廠。花園村自來水廠于2001年正式建成，新修建的蓄水池容積達5萬立方米。隨著2004年并村，自來水廠的供水量再度緊張，找水成了新課題。自來水廠老廠長邵有木回憶，為了找水，他們到附近水庫引水，又到周邊的自來水廠買水。到2013年，花園村建設了福祥湖水庫，次年又加高水庫大壩，蓄水量達到40余萬立方米。如今，渼陂下水庫也已建成。

多年投入“造城”，并非做慈善。邵欽祥將這一過程總結為“以業興村”：既然資源稟賦差，就要靠工業和服務業來帶動村莊的發展，還能以此帶動村民的創業熱情，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經濟來源的問題。村子興旺了，人氣足了，倒過來能促進企業和村級經濟的進一步壯大發展——

花園紅木家具城便是一例。東陽木雕天下聞名。2010年至2014年，靠著木匠人才優勢以及紅木產業鏈的形成，花園集團投資建設了花園紅木家具城。不產紅木的花園村一躍成為“天下紅木第一村”，產業鏈衍生出了原木交易、工藝品雕刻、紅木家具生產、倉儲物流等，場地租金成為花園村集體收入最重要來源之一。

花園紅木家具城也順理成章地成了花園村的“市中心”，家具城右側是花園田氏醫院，對面是花園商業中心。2017年，花園村周邊的環龍、柳塘、渼陂下等9個村再并入花園村，村域面積擴大至12平方公里。2017年8月，花園集團投資10億元開始按國際五星級酒店標準建設花園雷迪森大世界。

花園村的“城市味”越來越濃。既有肯德基這樣的知名連鎖餐飲，也有全國各地特色的農家飯館；既有時尚一流的花園國際影城，也有傳統味十足的劇院里花園藝術團演出；既有花園商業中心這樣的商業綜合體，也保留了農歷逢三逢八集市日以及一年四次的物資交流會這樣的傳統購買場所……

不管城里人怎么想，邵欽祥對如今的花園村很滿意。他說，花園村實際上已經是一座城市了。“家家戶戶通水、通電、通天然氣，就連電視點播臺的節目也比城市里豐富。”但是，他又說，雖然形態是城市，但是花園村本質上始終還是農村。

不光要看起來像城市

邵欽祥對于城市生活的理解和追求，非常樸素。

邵欽祥時常出差，但除非出遠門，否則工作結束后，無論如何都要回村里住。“造城的目的，歸根結底是讓農村人不用背井離鄉，在家門口就能過上城市里的生活。”邵欽祥說，花園村要成為城市，不光是要看起來像城市，在“軟件”上更要投入。

村里已經有了政務服務自助一體機，村里便民服務中心，大屏幕上滾動播放“最多跑一次”事項清單，涉及戶口管理、市場監管、供電、法律咨詢等，群眾辦事一般不出村。花園村有一套類似城市治理的運行機制。綠化種植管理靠花木公司，衛生檢查有督查辦，找工作到勞務市場辦，有矛盾糾紛找綜治辦。花園村每年投入上百萬元，成立了由2名法律碩士、4名法律專業本科生、10名常駐工作人員組成的法律事務部。在村綜合信息指揮中心，能看到全村3700多個監控探頭覆蓋的畫面。“花園村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已經具備成為‘小城市’的實力，但進一步推進城市化，就會遇到村級定位的許多限制。”花園村黨委副書記邵徐君說。

比如，這樣一個“五臟俱全”的超級大村，沒有一名公務員，只靠32名村干部推進鄉村自治。目前，花園村多數“領導”都由“能人”兼任，不拿村里一分錢，少數村干部由全職“管理者”專任。這40年來，村里不斷修訂完善《村規民約》《生態公約》《村民道德公約》等，評定先進文明戶、五好家庭戶、遵紀守法戶等榮譽，并與各項福利的發放掛鉤。隨著花園村的發展，大量外來人員涌入花園村。面對各類勞動爭議和糾紛，花園村作了硬性規定：倘若黨員干部與普通村民吵架，首先受到處理的是黨員干部；倘若村民與外來務工者發生爭執，首先受到批評的是村民。看似“不講理”，但巧妙地維持了一種穩定。

花園村“小城市試點”脫穎而出，這是我國鄉村振興推進過程中活力不減的體現，花園村的發展和治理更突出市場化——2020年，村民和外來創業者的營收占全村的47.5%，花園集團營收占余下的52.5%。接下來，花園村的創新重點之一，可能在于探索放開花園村落戶限制，提升人口集聚力。村里已出臺《關于引進高級人才落戶花園村相關政策的通知》，提出一系列獎勵措施。

花園村要做大，成為“大花園”；花園村又要精雕細琢，孕育“小城市”。大小之間的把握，還要考驗邵欽祥和這里的“市民”們。